（来源：沈阳日报）

转自：沈阳日报

□张 瑞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上初中三年级，文学的种子在心底悄然萌芽，开始向沈阳日报文艺部万泉副刊投稿。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，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剪个角，邮局便会免费将稿件送到报社。

通常，稿子寄出半个月左右，便会有牛皮纸信封从报社寄回，里面躺着我的原稿，夹着一封铅字退稿信。内容是铅印的，但我的名字是编辑用钢笔或圆珠笔写的，心里倏地漫过一股暖，这表明我的稿子被编辑看到了。直到初中毕业下乡，这段与文字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。

从农村回到城里上班后，1979年，我重新拿起笔投稿，这期间我写的都是诗歌，短则十行八行，长不过二三十行。依旧是半个月左右的光景，牛皮纸信封如期而来，只是厚度和以往不同了，我寄出的稿子薄薄一两页，回来的信封却厚了许多。拆开一看，里面是报社印的内部通讯资料，我知道，这是编辑对我的鼓励。

有了这份鼓舞，我投稿更来劲了，后来，寄回的信封有了新变化，我的稿纸上，多了编辑勾勾抹抹的笔迹，空白处还留下了几句评语。再往后，落款处出现了一个名字：解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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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，是解明老师！那时我已经知道，解明老师是沈阳日报文艺部主任，是一位资深的老编辑，也是享誉文坛的诗人，培养出许多作家诗人。能得到他指导，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。解明老师在我诗稿上用红笔勾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，让我备受鼓舞。

1982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三月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在车间二楼走廊写墙报，一位师傅从楼梯走上来，手里拿着沈阳日报，指着上面名字问我：“张瑞，这个是你写的吗？”我扭过头，一眼就看到了那首诗，正是我前几天投给报社的作品。

我的心一下跳到了嗓子眼，激动得放下粉笔，抓过报纸就往车间外跑，一口气跑到厂对面的邮局，问卖报人还有多少沈阳日报，那时报纸4分钱一张，我掏出8毛钱把20份报纸全包圆了。在卖报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我挥舞着报纸跑回厂区，站在厂大门口，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，只要从我身边经过，我就递上一份沈阳日报，兴冲冲地说：“看，今天的沈阳日报，上面有我写的诗！”有人笑着接过祝贺，也有人看着我发愣，那不解的眼神像是在说，这小子是咋的了？可我顾不上这些，那一刻，我的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。

就这样，我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作品的消息，很快传遍厂区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是车间主任眼中那个留着长发戴着蛤蟆镜的“公子哥”，而是厂区里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。

此后，我就像铆足了劲的发条，将所有业余时间都扑在写作上。一边参加铁西区文化馆“绿野”诗社的创作活动，一边贪婪地啃读名家名作，创作水平也是迅速提升。这一年，我3次在沈阳日报上刊发诗歌，还在《芒种》《鸭绿江》《辽宁群众文艺》等报刊发表了一大批作品，并获得沈阳诗会奖。第二年，我加入沈阳市作家协会。又过一年，我胸前佩戴上辽宁文学院校徽，成了第一期作家班学员。那一年是1984年，我25岁。

岁月如歌，在沈阳日报历任副刊编辑老师的扶持下，我在万泉副刊发表了大量作品，出版了几本个人专著，获得了许多文学奖，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。回首往事，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当年那些牛皮纸信封，退稿信上编辑老师的评语，和那20份报纸。43年前那张三月的报纸，为我扬起了文学的风帆，在我青春时光中，描绘出一幅亮丽的风景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